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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上山之发现上山


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以虬劲雄沉的姿势,将浙西山地与浙东平原联系了起来。江洄谷潜,苍山无际,这里曾上演过无数故事。2006年11月5日,考古工作者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浦江。三天后他们宣布,找到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上山文化”。一时间,人们纷纷涌向这个叫上山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万年遗址展示的陶片、石器、居址和坑洞。从他们复归平静的脸上,我们读到了一个寻常人对历史的沉思。

小编将通过“发现上山”“上山之谜”“畅想上山”三个系列来追溯上山文化发现的过程,探寻上山文化的意义。那么,就让我们重温一次上山遗址发现之路吧。

上山遗址发现记(一)

第一站 河姆渡

河姆渡是一个不能被忘记的历史渡口。1973年冬,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类遗址。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从年代上看,河姆渡文化比之前代表中国史前文明的半坡彩陶文化还要早;从内涵上看,河姆渡器物上雕刻的鸟·太阳图符的神秘性,丝毫不亚于半坡陶钵中的巫术舞蹈纹,稻文化和粟文化南北双峰对峙,于是诞生了“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摇篮”的命题。这一命题既有为长江以南“荒蛮落后”的上古史“平反昭雪”的作用,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多源一统本就是泱泱中国的固有之义。但如何将这一理念具体落实,那就要靠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了。

(河姆渡遗址)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浙江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谱系还基本以钱塘江为界,分为北边的马家浜——良渚文化和南边的河姆渡文化两个平行发展区。由于钱塘江以南的考古工作长期局限在宁绍地区,所以浙江考古界有意无意地将整个钱塘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等同起来。中国东南地区几个著名的史前文化都是以浙江地名来命名的,但在那之后,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陆续发现了皂市遗址、彭头山遗址、贾湖遗址等早于河姆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之下,包括浙江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先河姆渡文化探索工作却止步不前,难道这里就没有更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了吗?

第二站 跨湖桥

1990年,跨湖桥遗址被发现。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掘出新颖独特的陶器组合。不久,遗址的测年数据出来了:8000年!有人采信了测年数据,但也有人对这一新发现表示质疑,试图将跨湖桥遗址归入到河姆渡文化晚期。这反映了学术群体在跨湖桥文化认识上的犹豫。2001年,跨湖桥遗址实施第二期发掘。随着更为清晰的内涵的呈现,以及测年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的事实才为更多人承认,并产生不小的学术影响。

(跨湖桥博物馆)

跨湖桥遗址是浙江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关键一步。这一发现的曲折经历,反映了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艰难突破“河姆渡文化”认识局限的探索历程。跨湖桥遗址的文化类型十分陌生,这是一种在制陶技术上甚至比河姆渡文化更先进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虽然其年代比河姆渡遗址更早,但在文化传统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继承关系,用“认识真空”来形容当时考古界的态度应该是恰当的。

跨湖桥遗址发现了栽培稻遗存、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和漆弓,这些都足以证明长江下游及附近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史中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跨湖桥遗址及“跨湖桥文化”打破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以马家浜——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为纲领的直线型认识框架,指出了历史发生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标志着以杭嘉湖、宁绍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代替整个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模糊认识阶段的结束。

“上山文化”在“跨湖桥文化”之后被命名,可谓偶然中有必然。说偶然,是因为上山遗址在跨湖桥遗址二、三期发掘之前就已被发现,如果不是跨湖桥遗址面临毁灭性破坏,将考古发掘者的足迹从浦江引到了湘湖,那么对上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认识或许还会提前。说必然,是因为有了“跨湖桥文化”8000年的重要铺垫,才使得考古工作者有信心坚持发掘,才使得上山遗址得到国内考古界的热切关注和迅速承认。

上山遗址发现记(二)


第三站 楼家桥——𠁆塘山背

1996年春,为配合杭金衢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公路沿线进行文物勘查,最后在诸暨次坞楼家桥发现了全程中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1999年春到2000年夏,楼家桥遗址进行了三期发掘。遗址早期发现了前所未见的陶器组合。它们虽然与河姆渡文化共存,但显然具有不同的个性。这个发现令发掘者兴奋。于是考古队决定将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在遗址周围地区调查发掘,进一步积累资料,以探索小区域文化与河姆渡等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浦江、诸暨、萧山三县(区)的“浦阳江流域”考古概念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了出来。在所领导的支持、推荐下,“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研究”被列为国家文物局2001年重点课题项目。

(楼家桥遗址)

2000年9月,考古调查工作正式开始。调查采取分散派出的方法,先与诸暨、浦江与萧山的文物干部取得联系,落实具体调查方案,然后根据已有的文物线索确定考古点,派人展开调查。在与浦江县文管办、博物馆联系后,考古队得到了位于黄宅镇的𠁆塘山背遗址的信息:遗址位于𠁆塘东侧,上世纪70年代被发现,保护情况不甚理想。9月21日,考古调查队赴浦江实地踏勘,决定对𠁆塘山背遗址进行试掘。次日,他们几经周折,终于在东侧道路边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地层,出土了鱼鳍形鼎足、有段石锛等。

接着,考古调查队在遗址周边地区展开调查。𠁆塘山西边是一丘约四、五亩的耕地,考古调查队在耕地中部布了一个小探方。9月27日,探方下发现一件完整的陶鼎,接着又发现了陶罐、陶豆等物,怀疑是墓葬。

(𠁆塘山背遗址发掘现场)

经扩方发掘后终于找到了墓穴的边界,确定为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这一发现让考古队员又惊又喜:在区区一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一座墓葬,是否意味着这里有一个密集的墓葬区呢?当时浙江考古界对良渚文化的分布是否越过钱塘江尚有争论,主要原因还是资料的不足,如果在这里找到了良渚文化的墓地,不就可以了结这场争论了吗?一时间,考古队的主要人马都集中到𠁆塘山背。由于拟想中的良渚文化墓地坐落在一个土丘上,而这样的土丘在附近还有分布,考古队决定继续将调查范围向周边延伸,第一目标就是村北面的上山。上山这个被记入历史的小地名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但如果将上山遗址的发现归于那轻轻的一掘,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其实,2000年秋发现的上山遗址,文化内涵还远不能说是清晰的,考古队最初以为是又一处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况且探索“河姆渡阶段考古学文化在浦阳江流域的地域性特点”这一课题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浦江方面和所领导之所以对此重视,并决定在第二年进行发掘,最主要的因素还是𠁆塘山背的良渚文化墓葬。当然,上山遗址也并未被忽视,一开始就被列入到计划中。说来也险,在遗址发现前,当地政府已将上山列入2001年的土地平整规划,县文物部门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才把遗址保了下来。更让人感叹的是,后来的发掘证明,𠁆塘山背墓葬的分布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密集,2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区内仅发现墓葬40余座,不可谓不稀疏。但最初的调查试掘居然在1平方米内就发现了一座,难道冥冥中真有一只指向上山的“上帝之手”吗?

上山遗址发现记(三)

2001年元宵刚过,考古队就开始进驻黄宅镇渠南村。由于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必须在5月进行,所以留给𠁆塘山背和上山的时间最多只有三个月。然而发掘工作没有预想中顺利。𠁆塘山背发掘区普遍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迹,干扰了对良渚文化墓葬的寻找。墓葬填土与生土的差别本就十分细微,辩识工作十分艰难,而上半年的多雨更给野外工作带来了影响。但凡事总有利弊,后来考古队员发现,经过雨水的浸润,墓葬填土反而更易区分,于是主动泼水浇地,加快了进程。这一方法后来也应用到上山的发掘中。

(上山遗址发掘现场)

对长年在外的考古工作者来说,分辨地层单位、按田野操作规程进行发掘是一件重复性劳动,不过其间总会有些片断令人印象深刻。

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几个排成一列的柱洞,经过反复铲刮,终于清理出11米长、6米宽、由三列柱洞构成的、结构较完整的建筑基础。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因为这种柱列式建筑形式在诸暨楼家桥遗址中发现过,现在再次发现,证明这种建筑形式在史前的江南地区十分流行。遗址年代确定后,这一居址赫然成为该种建筑形式的鼻祖。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会出土些形状不规则、磨面呈凹弧状的“砺石”,习惯上将其归为磨制石器的“磨刀石”。虽也有人曾提出部分“砺石”可能是加工食物的“石磨盘”的观点,但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然而,当考古队员看到上山遗址出土的那些磨面粗糙、体积庞大的砺石时,顿时将其与“石磨盘”联系了起来。

发掘中还曾出土了一件多半完整的大口盆残器,一直保持着其质朴、率真的原始模样。时任浦江博物馆馆长芮顺淦是位画家,见后对器物的古朴质感大为赞叹,建议最好不要进行石膏复原,而直接将其收藏入博物馆。后来,这件大口盆不仅成为了上山文化的典型器,其内的稻壳遗存也成为了难得的瑰宝。

5月23日,𠁆塘山背和上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匆匆结束,考古队全体转移到跨湖桥遗址。在跨湖桥遗址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声势中,本就未事声张的上山遗址自然备受冷落。

但考古队并未将它遗忘,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上山遗址的年代是否真的与马家浜——河姆渡文化相当?石球、石磨盘在遗址中的突出地位,体现的究竟是一种落后性还是原始性?石球大量出现的现象,为何未见于以往发现的其他遗址?

 (未完待续)

文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蒋乐平研究员
资料及照片整理|张国萍  朱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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