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初年的月泉吟社，是古代诗坛上很有影响的一个诗社；其传世的集子《月泉吟社》，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对此作一番考察，可以了解宋元间文人结社的情况，以及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学思潮。今试予探讨，以就正于高明。

一、月泉吟社及其传世诗集《月泉吟社》

早在魏晋时代，已有诗友间酬唱之举，这可视之为诗社的滥觞。唐宋以来，城市文化进一步发展，文士组织定期会集吟咏的社团组织之诗社乃逐渐形成风气。据载，南宋时都城杭州有著名的西湖诗社，宋元之交又有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等众多诗社。影响所及，其他各地的诗社亦复不少。诗坛胜事，可谓蔚然盛矣！可惜的是，这些众多的诗社都没有诗集传世，人物事迹亦多湮没无闻。在同时代中，唯一有诗集传世的，就是元初浦江吴渭创办的月泉吟社。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

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系得名于月泉书院；而月泉书院又系得名于当地的名泉——月泉。月泉，在今浙江省浦江县城北二里，据说“其泉随月为消长，自朔至望则盈，自望至晦则退”（《浦江县志·山川》），故谓之“月泉”。由于有此奇观，其地乃成为文人会萃之所。元初，邑人吴渭退隐月泉，延致著名诗人方凤、吴思齐、谢翱在此共同创建月泉吟社。

吴渭，字清翁，号潜斋，宋末任义乌县令。方凤（1241——1322），字韶卿，亦浦江人，宋末任容州文学。吴思齐（1238——1301），字子善，号全归子，永康人，宋末任嘉兴县丞，因得罪权贵而归隐于桐庐。宋亡后，他们皆矢志不仕元朝。谢翱（1249——1295），字皋羽，号晞发子，福建福安人，元兵南下时，参加文天祥抗战部队，任谘议参军。天祥为元人囚禁后，他仍在各地潜伏活动。天祥被杀，他避地浙东，曾约同吴思齐登严子陵钓台哭祭文天祥，写下了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吴作《野祭诗》以纪其事。后又同赴浦江拜访方凤，并长期流寓浦江。三人相与纵谈国事，悲愤感慨；或相与放游山水，即景吟诗，以寄黍离之悲。吴渭乃延致三人共同拟定立社宗旨、征诗办法和评赏章则，并担任诗社的“考官”。

由于月泉吟诗的主办人等同是入元不仕的故宋遗老，对故国怀有很深的感情，因而遍求故宋遗民之能诗者，在“诗社”的幌子下，用征诗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联系，成立了故宋遗民的文学团体——月泉吟社。

前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月十五日，吴渭等向各地社友发出诗题，征赋《春日田园杂兴》，限五、七言四韵律诗，定于次年（1287）正月十五日收卷。诗题发出后，浙、苏、闽、桂、赣等各省吟士，纷纷投来诗稿。短短三个月间，共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经评定，于三月三日揭榜，选中二百八十名，依次给予奖赏。并把所选诗作，编成一集付梓。这次盛会，实际上也是一次江南遗民诗歌的大聚会。

月泉吟社的诗集。原刻全本早已失传。现存《月泉吟社》一卷，仅载前六十名，收诗七十四首，附录摘句三十三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定这是“后人节录之本，非完书也”。这个本子，元明清以来曾经多次翻刻，还被收进《四库全书》等多种丛书之中。清厉鹗还把这六十人的诗作全部收入他所编的《宋诗纪事》。可见历代学术界对这本诗社总集是颇为重视的。

传世的《月泉吟社》虽然是“节录之本”，但关于月泉吟社的资料，还算收集得比较全面。卷首列有社约、题意、誓诗坛文、诗评等章则；卷末附有赏格，以及送赏劄和诸人回赏劄之节文。这些内容对进一步研究月泉吟社以及考察当时社会上结社状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正文部分是六十人之诗，按名次排列，各为评点，后录摘句。关于这部分，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关于作者的具名。六十位作者的具名皆用寓名，而别注本名于其下，如第一名罗公福，注本名为连文凤之类；而且，同一人之诗重出，其寓名亦不同，如第三名高宇，注为“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注“武林九友会梁必大”等，皆一人而两见，寓名不同；又如十二名邓草迳，注为“三山刘汝钧君鼎，号蒙山，寓杭”，而十七名田起东，则注为“昆山刘蒙山”，则异地而同名。

对于上述情况，明黄养正认为：“其名姓之诡讬，无非赵宋之遗民者。”（《月泉吟社重刊诗集序》）清全祖望对此也作了这样的猜测：“岂当日隐语廋辞，务畏人知，不惮谬乱重复以疑之耶？”（《鲒埼亭集·跋月泉吟社后》）而《四库提要》则云：“未详其意，岂凤等校阅之时，欲示公论，以此代糊名耶？”以上两说持论不同，却未免都失之片面。

我认为，在评卷时为了“欲示公论”，先在卷上署个寓名以代“糊名”，这是有可能的。而在另一方面，考之元初森严的种族政策，作为故宋遗民的诗人们，行文说话自然应该有所警惕，所谓“我来拾得春风句，分付沙鸥莫浪言”（第五名山南隐逸），即系此意。何况这些诗作中大都流露着故国之思，在当时自然是犯忌的，因而在付梓时“务畏人知”，不署真名而仍署寓名，借此“隐语廋辞”以为避祸之计，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别注本名于其下”，我认为并非原本所有，而是在编印这个“节录之本”时为了保存真名才补注上去的。理由有四：其一，寓名之下仅注地名而未注本名的竟有十四人之多，而摘句第十八联竟连寓名亦阙。假如这是原刻时所注，必不会有此阙漏，只能是在编印节录本时原资料已经不全，真名已不可考，才阙疑的。其二，第六名子进下注“分水魏石川先生”。六十人中注“先生”者仅此一见。假若是原刻时所注，独称此人为“先生”，殊不合情理。其三，注文中前后矛盾、体例混乱等情况，也正好说明并非原刻时所注。其四，编印节录本时，由于原作者都已过世，虽注上真名，也用不着再有所顾虑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所谓“寓名”，在评点时既代替了“糊名”，在刊印时又借以作为避祸之计，两说是并行而不相悖的；而所谓“本名”，则是编印节录本时加上去的。

第二，关于作者的生平。在六十名作者中，除少数人还可考知其曾出仕故宋、入元归隐而外，绝大多数人的身世已无从稽考。然而，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弃官归隐的故宋遗老。兹随举数联以见一斑：

彭泽归来惟种柳，石湖老去最能诗。（第三名高宇）

倦游归隐白云乡，芳草庭间昼日长。（第九名全泉翁）

片云岂是出山时，曾被东风误一吹。归意不烦啼鴂劝，闲情只许落花知。（三十四名云东老吟）

东君私我此身闲，脱却青衫野服更。（四十九名王进之）

眼前物物是生意，却恨渊明归计迟。（六十名青山白云人）

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自己离弃官场、复归田园的身世。又按：元世祖灭宋是至元十六年（1279），而月泉吟社发题征诗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这相距宋亡仅短短七年的特定时间内，所谓弃官归隐，当然应是宋末为官而入元归隐的故宋遗老。

来自各地的诗卷，其作者的身份之所以会这样如出一辙，这就足以说明吴谓等创办诗社，并非仅出于无聊文人的闲情逸趣，而是别有用心的。

说明了以上问题，就便于进一步讨论《月泉吟社》究竟反映了什么，是怎样反映的，以及它对后世诗坛所起的作用。

二、田园隐逸生活和消极反抗的爱国思想

在蒙古入侵、南宋灭亡的前后，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大批爱国志士和爱国诗人。他们或投身于悲壮激烈的抗敌复国事业，或写出了悲愤凄凉的爱国诗篇，或两者兼而有之。充当月泉吟社之“考官”的方凤、吴思齐、谢翱即系其中之佼佼者。及至蒙古军队占领全国后，思想统治进一步加强，并施行了等级森严的种族高压政策，因而作为故宋遗老中较有骨气的爱国人士，就不得不从以前的积极反抗转而采取归隐田园这种消极反抗方式，来践行他们忠于故国的素志。《月泉吟社》正是反映了这种故宋遗老的消极反抗的爱国思想。

有鉴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月泉吟士的特殊身份，吴渭和方凤等在征诗出题上，就必须有所谋划。既要使之能抒发共同的心声，又要避开险恶的政治风波。“世数有变革，田园无古今”（第廿四名安定书隐），象《春日田园杂兴》这样的题目，自是最合他们的要求了。

在《春日田园杂兴》这个题目上作诗，自然离不开赞美田园、向往自然这一基本内容，因而《月泉吟社》的诗，全都反映了“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田园生活。不过，它决不是单纯描写田园的诗，而是还包含有难言的隐衷。这种隐衷可以借用辛弃疾的半阕词试作解释：“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愁多而竟代之以天气的套语，更见愁之深而难言。身罹亡国之祸的月泉吟士们虽然肝肠欲断，忧心如焚，而在当时的处境下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就只能抱着“欲说还休”的痛苦心情而“但道桑麻长”了。因而在表面上看来，他们把田园生活描绘得美好安静，把自己的心境装饰得闲适自在；但如果透过现象作深一层考察时就会发现，他们还是隐约流露了真实的感情。

首先，卷中有不少揭露现实的句子。如“前村犬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第四十八名感兴吟）等句，含蓄地从侧面揭露了政府官吏来乡村迫收茶、盐等租税时，闹得全村鸡犬不宁的实况。

其次，他们有时也流露出弃官归隐实非自愿，而是出于不得已的心情：

村居只是旧衣冠，北墅南园熟往还。雨外泥深牛觳觫，花边风暖鸟间关。躬耕自得莘郊乐，日涉谁知陶迳闲？只说桑麻元自好，不须释耒叹时艰！（第三十九名樵逸山人）

诗中以“觳觫”之牛和“间关”之鸟两相对照，暗喻官场的无限险恶和田园的相对自在。原来诗人之所以要由“旧衣冠”而归隐“村居”，向往于伊尹之躬耕有莘之野，陶渊明之隐于松菊之径，就是为了逃避“时艰”而已！又如“见说弓旌方四出，欲更名姓掩衡门”（第三十三名岳重），则说明是为了逃避兵灾战祸才更换姓名而归隐“衡门”的，寓意正同。

然而，作为故宋遗老来说，则归隐田园还有其更深一层的隐衷：

轩裳一梦断尘寰，桑柘阴阴静掩关。种秫已非彭泽县，采薇何必首阳山？因怜社鼓刚催老，转觉儒冠不负闲。君看浣花堂上燕，芹泥虽好亦知还。（第五十五名九山人）

诗人之所以要抛弃“轩裳”而寄寓田园，原来是为了学习伯夷、叔齐之耻食周粟和陶渊明之不事刘宋的高风亮节！他们“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借此以寄寓自己忠于赵宋、不愿屈身仕元的气节。因此，他们在吟咏中往往充满着故国之思：

绕畦晴绿弄潺湲，倚杖东风却黯然。往梦更谁怜秀麦？闲愁空自讬啼鹃！犁鉏相踵地力尽，花柳无私春色偏。白发老农犹健在，一簑牛背听鸣泉。（第十一名方赏）

桑田沧海几兴亡？岁岁东风自扇扬。细麦新秧随意长，闲花幽草为谁芳？午桥萧散名千古，金谷繁华梦一场。满眼春愁禁不得，数声啼鸟在斜阳。（第四十七名临清）

前一首里，田园景物尽管“晴绿”而“潺湲”，但诗人的心境却是“黯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同箕子之伤殷亡！月泉吟士之感田园景物而怀宋，何异乎箕子感“麦秀”而伤殷哉！虽欲托杜鹃之常啼“归去”以消除闲愁，亦属枉然，惟有在花柳鸣泉间消磨晚年而已。后一首感伤国事之兴亡不测，而物候之生意常然，满目春光，更引起故国之念。同是这东风花草，前此则为故国河山增添美景，而今江山既改，试问闲花幽草，又为谁而吐芳？诗人感叹赵宋未能象唐朝有裴度那样的名臣中兴王室，以名留千古（按：“午桥”是裴度的庄名），而只象晋石崇金谷园那样繁华如梦。抚今追昔，只落得满眼春愁，一片凄凉而已。诗人们这种凭吊兴亡之情，在卷中频频出现。如“物意岂知沧海变？晓风依旧语流莺”（第四十九名王进之），亦同此意。而如“吴下风流今莫续，杜鹃啼处草离离”（第七名栗里），则简直是《诗经·黍离》之同调。诗人们的兴怀悲痛之情，可谓哀以思矣！哀思之极，少不得又要追怨于南宋朝廷之暗弱不振，乃至罹受亡国之悲：

东风转瞩又东皋，久赋将芜力未薅。古木阴深巢燕弱，荒陂水浅怒蛙豪。儿痴方拟半栽秫，身隐尚嫌全种桃。何许蕨蕨君欲采？饥眠堪羡华山高！（第十四名喻似之）

起首即化用陶渊明《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田园将芜，胡不归”等句，以叙述自己弃官归隐。次联乃以“燕弱”讥讽南宋小朝廷之暗弱无能，以“怒蛙”称颂越王勾践之奋发图强。《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轼）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这里显然是借歌颂越王勾践之能图强复仇来反衬南宋之暗弱亡国。接着表明自己将“栽秫”酿酒以求超脱，鄙夷世之“种桃”小人，要象伯夷、叔齐那样采薇充饥，来保全自己高尚的节操。在这首诗中，作者一片既哀又怨的耿耿之心已抒发无遗了。

通读全卷，就会发现诗中引用得最多的典故，一是伯夷、叔齐采薇首阳，二是陶渊明归隐田园。这类句子在卷中触目皆是，除了上面已经引用的几联外，我们不妨再摘几联：

行歌隐隐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第六名子进）

自笑偷生劳种植，西山输与采薇翁。（第四十五名陈纬孙）

已学渊明早赋归，东风吹醒梦中非。（第廿二名骑牛翁）

独喜桑麻今正长，渊明归去最知几。（第廿八名方尚老）

弃官杜甫罹天宝，辞令陶潜叹义熙。（第三十五名避世翁）

来自各地的诗稿，何以竟会如此若合符节呢？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正由于月泉吟士们都与伯夷、叔齐、陶渊明有其相似的隐衷，所以才不约而同地借以抒发自己不便直言的幽怀。观此，月泉吟老怀念故宋之情，简直是“蜂粘絮落苦贪香”（翁自适《月泉吟社·摘句》）般的无法解脱，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们在无声地抽泣！于是，寄寓自己忠于赵宋，不愿屈身仕元的消极反抗的爱国思想，乃成为整部《月泉吟社》的基调。即吴渭的“诗评”之所谓“与义熙人相尔汝也”。其“义熙人”，即指晋义熙间不肯屈事刘宋的陶渊明。这里点出“义熙人”，可谓一语道破箇中微旨！

历代学者对月泉吟社这种深于故国之思的爱国思想，是深深理解的。明毛晋跋《月泉吟社》云：“虽虬尾一握，然其与义熙人相尔汝，奇怀已足千秋矣！”于是，把它同元杜本所辑宋末逸民诗《谷音》同刻。清赵信《南宋杂事诗》云：“桑海英风不可攀，南朝寂历旧江山。惟馀几辈才人在，诗卷长留天地间。”对于南宋遗民的爱国诗可谓赞叹备至，而其自注，于《月泉吟社》、《谷音》，以及谢翱所辑《天地间集》均记其始末甚详。他以这三部书并称，自非偶然。《四库提要》亦谓月泉吟社“其人大抵宋之遗老，故多寓遁世之意，及‘听杜鹃’、‘餐薇蕨’语”。清代学者全祖望评云：“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鲒埼亭集·跋月泉吟社后》）可见历代学者都很看重月泉吟社怀念故国的爱国思想，这些评价，都是颇为中肯的。

诚然，月泉吟社的不事二姓的忠君思想是狭隘的，是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的，然而，处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中，他们的忠君思想和全民族的爱国思想是相一致的。

三、寓“兴”于“赋”的艺术表现方法

诗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则其艺术特色自然就集中表现在“兴”上。

吴渭“题意”云：“所谓田园杂兴者，凡是田园间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抛却田园，全然泛言他物耳。……此题要就‘春日田园’上做出‘杂兴’，却不是要将‘杂兴’二字体贴。”又“诗评”云：“诗有六义，‘兴’居其一。凡阴阳寒暑，草木鸟兽，山川风景，得于适然之感而为诗者，皆‘兴’也。……；‘春日田园杂兴’，此盖借题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园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园而他及。舍之，则非此诗之题；泥之，则失此题之趣。有因春日田园间景物感动性情，意与景融，辞与意会，一吟风顷，悠然自见，其为‘杂兴’者，此真‘杂兴’也。不明此义，而为此诗，他未暇悉论，往往叙实者多入于‘赋’，称美者多近于‘颂’；甚者将‘杂兴’二字体贴，而相去益远矣！”

看来，他所要求的“兴”，与《诗经》中“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单纯的兴体，略有区别。他要求把“兴”寓于整首诗的景物描写之中，即寓“兴”于“赋”之中，把“兴”和“赋”浑然融合为一。假若专写实事，就完全成了“赋”，失去了“兴”的趣味；反之，如单凭主观的“杂兴”去赞美田园，则又流于“颂”，“兴”就变得空泛了。要之，泛而越，泥而拘，都不合此题的旨趣；只有不泛不泥，兴得自然，达到所谓“意与景融，辞与意会”的境界，才算是成功的作品。通读整部《月泉吟社》的诗，也确实基本上达到了这种境界。且试观被推为第一名的罗公福这首：

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

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起首一联虽然是追叙弃官归隐的行迹，属于“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体，但又从东风、林壑等景物之中见出其脱离樊笼，复返自然的感受；中间二联当是正面描述田园生活，然而诗人又通过好雨、寒泉、秧、药、犊、莺、云、柳等一系列景物描写，表现出一种生意盎然的自得之趣；尾联化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诗意，以“生新草”这一具体事物来体现整个自然界一片万象更新、蓬勃滋长的生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句中先着“见说”二字，以见这一片生机与自己的主观感情是有隔阂的；继又着“入梦”二字，更见这一片生机对自己来说是缥缈恍惚而游离乎现实之外的。假若我们把这诗与《诗经·黍离》之篇合读，就会体味出箇中还隐现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黍离》起首的“彼黍离离，彼稷者苗”二句，单就客观景物而言，不也是生意盎然么？然而诗人却见此而“中心摇摇”，更引起了难堪的故国之思；则此所谓“生新草”者，又何尝不由此而兴起“黍离”之同感呢？尽管作者没有把这层意思明白写出（也不便写出），然而从“见说”、“入梦”等含蓄委婉的暗示中，作者的微意还是不难领略的。

在这首诗中，好象无一句非“赋”，却又无一句不含有“兴”意。它紧扣田园杂兴，既比较完整地道出了诗人们共同的心声，又不触时事，不愠不露，比起其他直用“采薇”、“秀麦”等典故的诗篇来，更写得不着痕迹。所以方凤等对这首诗所加的评语是：“众杰作中，求其粹然无疵，极整齐而不窘边幅者，此为冠。”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也评这首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然所谓“和平温厚，无甚警拔”云云，实亦为《月泉吟社》全部作品的共同特色和弱点，不独此诗为然。因为这是既受他们共同的身份和处境所限制，又由于他们是在共同运用“兴”这一手法，追求一种难以句摘的浑厚气象所致。

《月泉吟社》的诗，若律以“凡阴阳寒暑，草木鸟兽，山川风景，得于适然之感而为诗者，皆兴也”的原则，则卷中频频出现的山野田园间景物如蕨薇、秀麦、弱燕、怒蛙、东皋、西山、啼鹃、归鸟、白云、鸣泉等等，都是在运用“兴”的手法。因为由“蕨薇”、“西山”（首阳山）可以联想起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由“秀麦”可以联想起箕子伤殷之《麦秀歌》；由“东皋”、“归鸟”可以联想起陶渊明归隐田园；由“怒蛙”可以联想起越王勾践的奋发图强；由“听鹃”可以联想到作官“不如归去”……。诗人们之所以能在“春日田园”这一藩篱中充分骋驰他们的联想，寄寓他们的幽怀，抒发他们的故国之思，而又能作到含蓄委婉、和平温厚的境界，这无疑都是“兴”的妙用了。

这种寓“兴”于“赋”，兴、赋结合的艺术手法，早在《诗经》中已微露端倪，到山水田园诗兴起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杜甫的《秋兴八首》，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等，都是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发展的。《月泉吟社》直接继承这一艺术传统，借田园景物来兴寄怀念故宋的爱国思想，则又是对田园诗和这种寓“兴”于“赋”的艺术方法之巧妙结合和一大发展。

四、月泉吟社的影响

《月泉吟社》所描写的田园隐逸生活曾经令人向往，所抒发的爱国思想曾经使人感动，它的寓“兴”于“赋”的表现方法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然而这些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很大。

月泉吟社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在于诗人结社这一组织形式上。它的这种结集众多文士于一社而开展吟咏的盛事，一直被传为诗坛的佳话，为后世文人所钦慕，所向往。明俞弁曾慨叹道：“浦江吴清翁尝结月泉吟社，延致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辈，主于家。……噫！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诸公之末，幸矣夫！”（《逸老堂诗话》）

月泉吟社之后的元、明、清以来，诗社之风蔚然甚盛，几乎各处都有，而考其结社方式，又多是效法月泉吟社。对此不能一一详述，试举数例以说明之。

元末，临川铙介之执牛耳征赋《醉樵歌》，评张仲简为第一；明末，广陵郑超宗执牛耳征赋《黄牡丹诗》，评黎美周为第一。后世把二人直与宋末月泉吟社的第一名罗公福并称，同誉为诗坛佳话。可见二者是在直接仿效月泉吟社的。而自黎美周返粤后，又把月泉吟社的一整套结社形式全部搬到了粤中，才开启了粤中的诗社之风。这在清罗元焕《粤台徵雅录》中有很具体的记述：

粤中好为校诗之会，亦称“开社”，相传谓自明季番禺孝廉黎美周遂球礼闱下第南还……遂启其风。至预布题，并订期收卷，列第揭榜，悉仿浦江吴清翁月泉吟社故事。惟易其“送诗赏”之名曰“谢教”，谦词也。诸吟卷不可效应试糊名，故皆隐其姓字，随意取片语为记，亦如月泉社中翁合老原署“蹑云”、周暕原署“识字耕夫”之类，榜上胪列，谓之“花号”。……白燕堂《峤华集》（按：系清初粤中著名的八咏诗社的诗社结集）则视《月泉吟社》所纪为略，每幅惟书其人之名，缀以其字或号而已，诸爵里及原署之“花号”皆阙而不录。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粤中诗社直到明末开始盛行，而其从出题、征诗，乃至评点、名次、奖赏、刻集等一系列办法，都是仿效月泉吟社的；甚至用“花号”以代“糊名”，亦如月泉之法。惟刻集时不录“花号”而具真名，这是因为这些诗社的作品尽是无聊文人的吟风弄月之作，没有《月泉吟社》那种怀念故国的思想内容，当然付梓时也就不必再象《月泉吟社》那样仍署“寓名”以作避祸之计了。

明、清以来，边远之粤中，尚且受到月泉吟社如此大的影响，则其他各地文士之争相仿效，自不必具述了。

月泉吟社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原因约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月泉吟社之前或与之同时的一些诗社都没有诗集传世，事迹亦多无考，独有月泉吟社的诗集流传甚广；且书中收有社约、题意、诗评、赏格，以及往来信札等资料甚详，可引起后世文人的仿效。

第二，诗社的成员大抵是故宋遗民，他们有共同的感情和志趣，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因而他们的作品易引起诗坛的共鸣。

第三，充当诗社“考官”的方凤、吴思齐、谢翱等人在文章道德上都有较高的声望，为历代学者所钦慕，这有利于扩大诗社的影响。

第四，其收卷之多和波及地域之广也是罕见的。

但也必须指出，元、明、清以来各地的众多诗社，尽管在组织形式上极力仿效月泉吟社，但其立社宗旨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大都流为一般无聊文人之吟风弄月以表现闲情逸趣，借此以附庸风雅而已。这较之月泉吟社之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原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