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人识字不多，碰到签订契约、领取票证，需要签字画押的地方，盖个私章，图个方便。至于公章，那是公家的稀罕之物，只有小队或大队里才有，由专职人员保管。

我家有一枚有机玻璃的私章，上面刻着爹的名字，是妈妈到小镇的刻字店里刻的。说是店，门面很窄，就是一张桌子，一条凳子，几把刻刀。家乡最早的刻字店，要数开在县城后街周家的恒丰斋了。

清朝末年，浙江诸暨人周大忠迁居浦江县城，开设小木家具店，兼营油漆。他在漆家具时，经常画花鸟虫鱼，或者刻上图案和文字，作为装饰。次子周烈山除继承爹爹的油漆手艺以外，更爱刻印，创出周家的独门刀法：拳刀刻印法。于是，周家在县城后街开设了第一家刻字铺——恒丰斋。后来，周烈山传给儿子周怀青，周怀青再传给儿子周天福，已经是第四代了。

周天福小时候只上过两年学，识字不多。一九四九年，他才十二岁，开始跟爹爹学刻印。第一步是写反字，必须学会宋体、楷书、行书、隶书等各种字体，练的时间长了，脑子里全是反字。刚开始，他只是在印坯上写字，爹爹周怀青刻字。慢慢地，他也能像爹爹那样既能写又能刻了。

天天刻字，难免有刻错的时候。周天福把刻错的地方挖掉，补上一块，重新再刻。当时修补章坯不用胶水，因为技术精湛，补得天衣无缝，客户看不出来。

除了刻印，周天福也会刻炒米糕的模子。在一块木板上刻五个炒米糕的模子，要求大小、深浅、斜度一致，做出来的炒米糕重量相等。刻得好，用手敲一敲模子的背部，五个炒米糕一起脱下；刻得不好，有的脱下，有的卡住。

刻印一行，投资不大，赚钱不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刻一个字，才五分钱。一般的私章是三个字，一角五分钱，或者四个字，两角钱。如果是公章，除了文字以外，符号也折成文字，圆圈算一个字，五角星算一个字，两横也算一个字。

一九六一年，单位里派周天福到黄宅市摆摊，专门刻章。当时，他刚结婚，把老婆一起带去，没有口粮，日子清苦。他做了第一笔生意，赚了钱，买了几只碗和一把筷子，又添了一只铁锅和一只风炉，夫妻俩才开伙。

到了一九六六年，周天福参加城里新成立的刻字组，属于二轻局下属的集体企业。这个企业只有九个员工，其中有七个是他的亲属。当时，单位里的每一个职工，都是根据底分记工分，按工分领工资。

有一天，周天福的一个同事正在刻字店里做章坯。正好有一个美女路过门口，同事开小差，偷偷看了一眼，结果垫的木头翻转了，凿子滑到大腿上，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

改革开放后，私章成了身份的象征，领票据、领工资、考大学，统统用私章代替签名，无论有无文化，都刻有一方私章，出门办事，很是方便；同时，下海经商办厂的人越来越多，各种企业用章和单位公章需求量大，生意越来越红火。

当时，整个浦江县城从事手工刻章行业的人很多，摊子遍布寻常巷陌，还有许多流动刻章摊。为了赶时间，周天福经常一大早开工，一直忙到晚上一点多钟，睡眠时间少得可怜。有时，他被催急了，就跟客户吼：“我哪里是圣旨口？说哪天好就哪天好的？”实在来不及，周天福就叫才十几岁的子女周芙英、周正、周荷英帮忙。
作为一种特种行业，刻印的人都要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现场刻一颗章，作为存底。干刻印这行的人，几乎个个都在派出所里蹲过，周天福也不例外。为了防止有人私刻公章，招摇撞骗，政府规定刻公章需要凭单位证明，可刻印的人往往抹不下面子，经不起熟人的请托，网开一面，迟早东窗事发，受到牵连。有一次，周天福因为给人刻了一颗“机动车年审章”，在派出所里呆了半个月，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放出来。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脑刻章逐步取代了费时长、成本高的手工刻章。刻了四十二年印章的周天福正好退休，功德圆满。(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