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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毅:读史即悟

旧时的关帝庙前常挂一副对联:“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联中句意甚是明了。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必然记得书中曾多次出现关羽与《春秋》相关的字句,尤其那句“关公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虽然未曾明言关羽读的可是《春秋》,但读者看完之后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

  其实,关公秉烛夜览到底读的是什么书,后世颇有争议。有人说他读的是《春秋》,有人说他读的是《左传》,譬如裴松之就在陈寿《三国志·关羽传》的注释中写道:“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不过读《春秋》也好,读《左传》也罢,显然关羽读史书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退一步讲,关羽读《春秋》也是事实。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试想,一个戎马倥偬的将军在动荡的时局中仍不忘勤读史书,史书必有其独特的魅力。我们生在太平盛世,得闲时,岂非更应该读点史书?

  说得通俗一些,史书就是写历史的书,而历史是过去人的生活轨迹。人有来处,方有去处,知来处,方能更好地去往去处。所以,读史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李世民有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对照古人的言行找到自身的长处和不足,也可以从曾经发生的事情中找到自己学习或摒弃的要点,让自己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毫无疑问,读史可以知古鉴今。一个生于21世纪的人,通过阅览史书,可以思接千载,将几百几千年前发生的故事一一在书卷里、脑海里重新回味一遍,也可以因此了解到久远前的文化、语言、风土人情,这是一件很神奇也很美妙的事情。

  既有读史之人,必然也有一群记录史实的人。中国古来便设有“史官”一职,史官的职责是对历史负责,用司马迁的话说,便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春秋》一书中《崔杼弑其君》一文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史官秉笔直书、不惧生死,用热血捍卫史实的故事。但后世的史官也有部分是有选择性地“君举必书”,故而读法千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要勇于存疑。任何一本史书都不是完美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史之外,我们还应该读一点散落民间的稗官野史,与之互为印证。

  华夏五千年,留存着很多的史书,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写法,同理,不同的史书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比如编年体通史,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这样的史书有一样好处,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有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其中,而它的缺点也很明显,便是记事太过分散。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可以顺着时间这条脉络,厘清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然后对每个事件进行标点,使它回到原来的坐标轴上去。又比如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纲,按时间顺序连贯地记述各个时代的史实,读这类史书,我们如同翻阅一部百科全书,能见识很多我们未曾见识过的东西,领略许多我们未曾领略过的风景,但记事重复是它的一大弊病。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国别体等类型,利弊半数,各有千秋。我们在读史过程中应当去芜存菁、去伪存真。

  当然,史书的可读性还在于它并不总是呆板的。譬如《史记》,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半句话说的是它的史学价值,而后半句话则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通常,编撰史书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他们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带着一些文学意味。譬如《二十四史》的编撰者们,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房玄龄、沈约等等,无一不是名重一时的大文豪。他们的文学修养那么高,写出来的东西又岂会寡淡无味?

  简而言之,历史不仅仅是供人回忆之用,也不只是作为****的谈资,更不应该被束之高阁,尘封在书卷中。历史是活的,是需要人与之交流的。读史不只是为了读史,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借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如此,读史方有意义。(作者: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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